評論-Comments


一‧讓我們重讀下面婁子匡先生在《震贏採訪錄》的「傾心以求」,就能夠了解《震贏採訪錄》的精華與意義:

「採訪記」共有七十四篇,從1952至1966年,吳新榮與臺南縣市同道,深入全縣各地作三期大採訪:第一期作概念性,面的採訪;第二期作普遍性,線的採訪;第三期作精密性,點的採訪後之紀錄。下面是婁子匡先生於1968年吳新榮去逝周年的紀念文章(『臺灣風物十八卷』。此文提到是1960年後的十六篇採訪錄,應該屬於第三期精密性,點的採訪。肯定較具有學術性的。

婁子匡先生部分的文章如下:

細讀「南瀛文獻」的十六篇「採訪記」,我更欽佩吳新榮先生對于文獻工作的貢獻和成就。本來,田野採訪迄今還沒有較為廣闊的展開在東方,〈而西方早就被學術界應用相當久了。〉即使我們報界人士的採訪新聞,也已在報紙上看得到,在快速行動中結出來的甜美的果子,但是感到欠缺的少了深度和學術價值。

可是吳新榮先生的臺南縣文獻的採訪記,著實的顯出他底能力和才學,也就是把學術性、新聞性兩難合併,多多少少建樹了臺灣文化的田野採訪的初模。可惋惜的,吳先生已經於去歲逝世了,我又讀了許多位文友和與吳氏深交者的悼文和誄詞,當時很想隨和,但始終未動筆。在他週年祭期快到之前,心頭念念不忘,認定他是成功的文獻工作的採訪記者,拙筆也就自然而然的搖晃不停了。

吳新榮氏的臺南縣採訪記十六篇中,我感興趣的是他親身經歷;例如四十九年七月三日追跡洪雅族後裔;七月四日登臨南縣最高峯大凍山;五十年二月十六日追溯蚊港和青峯闕;八月六日採訪西港慶安宮;五十一年二月八日訪問媽祖宮、四草湖;二月十八日訪問國賽港;二十日採訪臺南縣農業展覽會;七月二日訪問烏腳病村;五十二年一月三日採訪番子塭貝塚;二十九日訪問佳里金唐殿耆老們;三十日採訪大人廟與三老爺;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採訪王爺巡禮記;五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採訪臺南麻豆鎮;三月十三日、十四日採訪麻豆的漳泉舊式的屋宇;十一月二十八日採訪善化的三舍庄和蜈蜞潭;五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採訪將軍溪流域;二十六日採訪北門鄉南鯤鯓王爺巡禮。每一次採訪的時候,可以說都先有充分的準備,在那采風問俗的對話之中,就能聽出提出問題的中肯;在發現新的事務之時的處理和追跡,除了攝取現場和實物影像,又復諮詢切要的問題,更可以看出吳氏的素養是深湛的。尤其是決定到哪裡去採訪?決不是基於去遊山玩水的觀光客的心理;也不像遊方僧的掛單;更不能比香客們的朝山;吳氏的採訪是學術性的,要從歷史的遺跡中去鉤沉;是新聞性的,要趕快搜記,怕稍縱即逝這珍貴的原始資料。

我必須把吳氏的採訪成果,擇要的說明。例如四十九年追跡洪雅族的裔,這「洪雅族」的名詞,是何等生疏,也就是僅存歷史歷史上的名稱和遺跡的臺灣古代民族。所以吳氏的採訪記的開場白是:「在過去許多人訪問過岩前村和白水溪,研究過洪雅族和哆囉嘓社的後裔,至今還不能解答岩前村和白水溪的所為,和哆囉嘓社的後裔到那裡去了。從文獻資料中看到,說洪雅族分佈在臺南、嘉義、雲林、彰化、南投的境內,在日據臺灣時代,也有些人類學者追跡洪雅族後裔,但是一無所得。」這就是吳氏要去探討洪雅族的動機,他們一行七人,實地去到岩前村訪問,這個村落屬於臺南縣白河鎮仙草里,坐落於火山岩之前,火山岩有坐大仙寺,建立時間在清朝的乾隆之前,火山岩的岩前村的建村年代,吳氏推測可能在乾隆以後了。這是從建村的時代來推斷文獻資料中岩前的洪雅族何時可能存在的假設。吳氏一行踏進岩前村去,和村子里的山胞打交道,以採訪文史古物的眼光,看到村民朱明陰家裏有一塊石碑,這是哆囉嘓社的界址碑。「哆囉嘓社」,本來祇見於文獻資料中,就此發現了哆囉嘓社的有關古物。這塊碑立於乾隆四十四年,也就是當時還有這個社的存在。可惜在岩前不能再從別的方面在求得印證,吳氏一行轉向第二個目標,向白水溪進發,在那裡訪問了一位七十八歲的老翁李祕,據他說:白水和岩前的住民同一宗系,他的祖父姓洪住在六重溪,他的父親住在交貝耍,改為姓李了,他遷來白水溪沿用李姓。基督教思想由甘維霖牧師帶進了白河,原始宗教的信仰者搬開了,他們搬到土鰍坑去公廨拜「阿立祖」了。這「阿立祖」信仰者的祭壇的發現的地點,在於哆囉嘓社的公廨,從而可以推斷的是白水溪的部落洪雅族在這個時代就漢化了。一次採訪的所得,在文獻上的學術價值相當高,但是拙筆只能紀錄片段,而吳氏等既得的成就也有待後人去追跡,同時覺得他生於民國前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逝於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人生一剎就過去,但是他底十六篇「採訪記」長留人間,他的成就氏永恆的。我在悼念文友之餘,還寄望於吳氏哲嗣吳南圖君,他曾扶助老父攀登高山,同事採訪有好多次,可能他的耳目的感染,在採訪之中也具興趣,如果能繼承遺志而擴大成就,那我在一片心香默禱中,吳氏父子定將莞爾承受了。

二‧吳新榮選集2輯七吳新榮研究資料

1‧致讀者:代總序/張良澤

2‧吳新榮震瀛詩集初探/呂興昌

3‧吳新榮的左翼詩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個轉折/陳芳明(1995-11-4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討會」的宣讀論文。亦是在吳新榮去世三十週年的文學研討會的宣讀論文)

4‧農村與社會主義思想:吳新榮日治時期詩作析論/黃琪椿

5‧吳新榮的精神:以文明創作為中心/林慧姃

6‧吳新榮先生戰前作品年表初編(1927-1945)/柳書琴

三‧吳新榮的左翼詩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個轉折/陳芳明

生命之鹽‧文學之花

延伸於台南海岸線的貧瘠土地,在1930年代初期,奇蹟般地盛開了詩的花朵,對於殖民地社會的文學而言,可縮說是具備了高度抗議意味的象徵。他們是鹽分地帶的詩人,是台灣新詩運動史初期最具規模的一股創作力量。由於有鹽分地帶詩人的加入行列,使得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更為強悍有力。鹽分地帶在台灣文學史上之成為一個重鎮,自然與三○年代當地左翼詩人的努力有很大的關係。到今天為止,鹽分地帶文學已經成為一個固有名詞,而且還繼續放射其特殊的魅力,這都必須追溯到最初的文學領導者吳新榮(1907-1967),沒有吳新榮的掌旗,恐怕鹽分地帶文學的風格很難建立起來。

何謂鹽分地帶文學?吳新榮出身台南佳里[將軍],他參加文學活動後與南北作家建立了密切的連繫。但是,他的投入並非只是單獨一人而已,而是結合佳里附近的作家一起從事文學工作,終於蔚為風氣。他的同輩文人郭水潭,對遺於這個地區的文學有較明確的解釋:「1934年台灣文藝聯盟結成時,成立佳里支部,常在文藝雜誌或新聞副刊發表文藝作品的,計有郭水潭,吳新榮(筆名兆行,史民),王登山,王碧蕉,林清鏐,莊培初(筆名青陽哲)等,我們傾向普羅文學,故被世人稱為『鹽分地帶派』。」在同樣的文章裏,繼續如下的解釋:「其所謂『鹽分地帶』另有原由。惟佳里本來是個富庶的地方,但其接鄰的鄉村,如七股、將軍、北門等鄉,臨近海邊,土壤多含鹽分。嘉南大圳未開鑿以前,在行政劃分上稱為『鹽分地帶』,而佳里鎮上的文學同人,其文藝作品多取材於『鹽分地帶』,且帶有濃厚的鹽分氣質。所以文藝批評家,冠以『鹽分地帶文學』,我們也樂於接受這一名詞,由來如此。」從郭水潭的解釋,可以知道鹽分地帶並非以吳新榮的故鄉佳里為主,而是以其周遭鄉鎮所構成的鹽分氣質去下定義的。那麼,鹽分氣質所涵蓋的意義應該有二,一是在地理上以鹽分地帶的生活為中心的文學活動,一是在思想上以具有普羅思想色彩的文學作品為主。其中較值得注意的,自然是「普羅思想」一詞的出現。所謂普羅(PROLETARIATE),指的是無產階級,亦即富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這種精神,正是台灣左翼文學運動的支柱。

鹽分地帶文學的另一特色,郭水潭未及提到的,便是他們在新詩方面的成就都很受矚目。遠在1941年左翼小說家呂赫若對鹽分地帶作家就抱有極大的期待。在一篇報導當時台灣文壇動態的文章裏,呂赫若是這樣表示的「南部的佳里有許多年輕的文學家。如吳新榮氏、郭水潭氏,林清鏐氏,等。……五年後、十五年後、或五十年後、他們一定會作出一番大事業吧。」呂赫若的預言,終於在歷史的檢驗中得到印證。台灣左翼作家王詩琅也曾說過:「佳里這地方,地雖偏處一隅,可是開發較早,文化發達,文學青年特別多,除了新榮兄之外還有郭水潭、徐清吉、林清鏐,王登山、莊培初、王碧蕉等人。這些青年主要都是寫日文的自由詩,因為佳里是屬於鹽分地帶,所以人家都把它稱為『鹽分地帶的詩人』。」王詩琅以「日文的自由詩」來概括它們的文學作品,足夠顯示鹽分地帶作家的文體乃是以詩為中心。新詩文體在文學運動中可能是較晚成熟的,這是因為台灣詩人在語言方面所遭遇的困擾相當難以克服。在台灣新詩發展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地區,以一群文學工作的集體力量,如鹽分地帶詩人集團那樣,認真在詩體方面全心經營,而且是以集體的意志  社會主義的精神。吳新榮的創作,帶動了台南海岸線的作家,為台灣文學開闢了全新的空間。他的新詩道路,可以追溯到它留學生活的時期。

左翼青年的文學道路

生於1907年台南佳里[將軍]的吳新榮,在晚年曾經有過如此的回顧:「我對新詩發生興趣,及所試作的內容,和年齡的增加(時代的變化)及人生觀(環境性)而變化,至現在可分三期。第一期青年時代也可謂浪漫主義期,第二期壯年時代也可謂理想主義期,第三期老年時代也可謂現實主義期。」以這段自白檢驗吳新榮的創作,自然可以瞭解他文學發展的軌跡。他一生的新詩作品,大約有九十餘首左右。僅僅這少量的創作就能帶動一個文學集團,勿寧是一種奇蹟。吳新榮與左翼思潮的接觸,稍晚[早]於文學生涯的出發。從現存的詩稿來看,最早發表的年代是在1930年,亦即台灣左翼思想臻於成熟的階段。現在要找到他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品,恐怕是不易的事。有一個事實可以確信的是,吳新榮先有左派的政治活動,才有左翼的文學創作。因此,要認識他的文學性格,顯然有必要探究他早期政治意識的形成。他在十九歲赴日就讀金川中學,時在1925年至1927年,正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最為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日本警方大肆搜捕左翼人士的階段。中學畢業後,吳新榮考進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思想開始發生變化。他後來回憶說:「戶塚是近早稻田大學的郊外街,那時候日本的學生運動分為左右派,對立非常激烈,而因左派的教授大山郁夫住在這條街上,自然左派的勢力非常浩大。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一天一位台南人來訪我,并勸我加入台灣應青年會及學術研究會。因為我曾在金川受過服部純雄校長的薰陶,我也很容易接受了他的提議。這就是在這個日本社會裡最高潮的一段時期中,一個殖民地台灣的青年最初所受的衝動。」這是發生在1928年的事情,充滿理想主義的吳新榮與社會主義運動正式銜接起來。從他的回憶,可以發現他之參加左派運動,乃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而非如後人所說「不知不覺簡捲入思想鬥爭之中」。從政治發展歷史的觀點來看,左翼思潮之衝擊殖民地知識份子,戰爭無可避免。俄國革命在1917年成功後,橫跨國際的社會主義思想就洶湧澎湃傳播到世界各國。1917年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在莫斯科創建「第三國際」(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又稱「共產國際」(Commintern)。通過這個機構,社會主義運動有系統、有組織地在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完成共產黨的組黨,並且也相當深刻地把左翼思想與運動策略堆廣到被壓迫的殖民社會。台灣留學生到達日本時,在二○年代晚期正好遭逢社會主義的崛起。吳新榮就是在這段時期,迎接了這一股強大的浪潮。

吳新榮在1928年到東京醫讀書時,台灣青年會剛剛完成了左右分裂的過渡階段。台灣青年會原是台灣留日學生組織,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許多留學生逐漸熱衷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早期左翼運動的先驅者包括許乃昌、商滿生、高天成、楊貴、楊雲萍、林朝宗,在台灣青年會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部」,開始吸收左傾的學生。這批學生的崛起,對舊有的青年會領導權威構成重大挑戰,而終於佔領了台灣青年會。1928年4月台灣共產在上海建黨成功,並在東京成立一個特別支部,由留學生陳來旺主持。經由這個組織,台共與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建立了連繫關係,在留學生中間擴大了左翼思想的影響力。社會科學研究部在成立不久後,即遭日警解散。因此,同樣一批學生緊接著成立了「台灣學術研究會」,成員繼續擴大而吸納林兌、蕭來福、何火炎、蘇新等成員。台灣學術研究會終於變成台共東京特別支部的外圍組織,負責人正是陳來旺。吳新榮自述他參加台灣青年會與學術研究會,指的就是這段時期的活動。縱然他本人並非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但是他與台共關係密切,則無可否認。從以下的史實,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政治信仰與政治活動之一班。吳新榮在台灣學術研究會的組織中,被編入戶塚町班。誠如他自己所說,當時有一位台南人來吸收他,此人乃是黃宗堯,負責戶塚町班的領導。1929年學術研究會在台灣青年會的組織調整中重新獲得領導權,其班底如下:委員長黃宗堯,宣傳部林兌、何火炎,教育部成陳火土、鄭昌言,調查部黃宗堯,賴遠輝,會計部吳新榮、林有財,書記部郭華洲、楊景山、蘇新。在這些成員中,吳新榮、蘇新都出身於台南佳里,同樣屬於鹽分地帶的重要知識份子;而蘇新不僅參加台灣共產黨,後來還成為台共的領導人之一。吳新榮參加學術研究會的這段期間,相信一定熱衷於閱讀左派的書籍,甚至還聲援台灣島內的工人與農民運動。1929年4月,日本發生了「四一六」事件,許多日本共產黨員被捕。台共的東京特別支部也遭到日警大逮捕。陳來旺、林兌等人‧‧‧‧入獄,台灣青年會的許多成員也被搜捕、拘禁,整個組織活動跡近癱瘓。身為醫專學生的吳新榮,也被拘捕;但是,在這段期間他不但沒有畏縮,反而在出獄後挺身出來進行援救的工作。他與其他未入獄者已「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名義發表了宣言,其中的主要內容如下:「被壓迫的台灣民眾啊,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有兩條可以選擇:一是朝向違背正義的道路,甘於成為彼輩統治階級的忠僕奴隸而滅亡,或者是敢於痛擊社會的虛偽,為了自己的解放而戰鬥。這兩條道路是我們所週知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乃是全日本無產階級解放的前提而日本大眾的解放,也是台灣、朝鮮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的前提。我們要向彼輩展現我們全體被壓迫大眾的腕頭與拳頭。以大眾的力量,恢復社會學術研究會與青年會,我們誓與彼輩進行再一次的決戰。宣言裡表達出來的意志與精神,颇為準確地反映了吳新榮在這個時期的思想狀態。非常清楚的,吳新榮的反帝國主義思想,乃是以台灣為中心,結合日本、朝鮮的左翼力量,一起行動。這種強烈的國際色彩,正是二○、三○年代左翼知識份子的共同基調。他自己在隨筆裡就說過:「我們的時代無疑地是要打倒強權主義的時代,我們的鄉土無疑是被榨取的殖民地台灣。」顯然,吳新榮非常強烈意識到自己是殖民地知識份子的身份,誰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他內心有著分明的界線。當他提出戰鬥的主張時,絕對不是停留於呼口號的層面,而是付諸實際的行動。對於這次入獄經驗,吳新榮在戰後有過如此的回憶:「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眼看日本社會運動這麼厲害,而且為要實現對華侵略起見,他們竟造成三一五及四一六兩大事件,澈底地掃清一切的反政府份子。台灣青年會以也受這四一六事件的打擊,重要的幹部都被警視廳拘去了。夢鶴(吳新榮自傳的化名)也不能免受這大虧,而被提到淀橋警察署,初次嘗到監禁的滋味,經過二[十]九工(日)的受苦,才釋放出來。經過了被捕之後,吳新榮開始受到日本警方的監視。這個事件對他的打擊,不可謂不深,雖然在後來的自傳裡,他說這次被捕「卻不能使夢鶴對民族愛、祖國愛有何灰心」;但是,在1929年發表的一篇散文中,吳新榮有刻骨銘心的喟嘆:「有時,我回憶著故鄉─遙遠的南國─的父老,他們飢餓,他們無智。也許他們的眼底描寫著我一定會解放他們痛苦的幻想,而且我的腦裏也曾夢想著我一定會給予他們的安慰,而今因為我的頭上掛了一個『你是弱小民族』的名銜所以我懊惱!自棄!甚至墮落!」他以「敗北]為主題所寫的這篇散文,便是在被補後情緒低落的典型產物。「弱小民族」的意識,貫穿他的思想,成為他日後從事文學創作的主題。在日警的紀錄裡,吳新榮的政治活動止於1929年。他的投身介入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年,但已把他鍛鍊成為一位有信念,有方向的左翼青年。曾經陷入挫折深淵的他,因為經歷了政治的衝擊,使他確立社會主義的信念。也許只有從這個觀點來看他的新詩,才能看得更為真切吧。

弱小民族的聲音

吳新榮開始發表新詩,是在1930年。當時,他正準備接受醫師的國家試驗,漸漸與政治運動疏離。不過,恰恰就是因為離開政治,他才選擇文學的形式來表達他的信仰。他的作品,往往是弱小民族的立場來表達抗議的聲音。他關懷弱者,批判強權,與三○年代世界左翼文學的精神主題毫無二致。吳新榮從殖民地台灣到東京求學非常能體會自己的命運,也能夠認識整個台灣的命運。現在所能看到的第一首詩,便是1930年霧社事件發生後,他以唱山歌調的形式寫出「霧社出草歌」。雖然全詩都以七言表現,颇有古典詩的味道,但內容卻是白話文:

搶我田地佔我山,奪我妻女做我官;

高嶺深坑飛未過,冬天雪夜餓加寒。

這是詩的第二節,深刻描述了日本警察對霧社原住民的欺凌。詩中蘊藏的反殖民精神,儼然可見。這首短詩,記錄了一九三○年原住民在霧社的抗暴事蹟。由於日警對原住民的長期欺壓剝削,終於在臺灣中部的深山裡點燃了革命的火花。日警對霧社地方進行滅種方式的生物戰,震驚了世界各國。遠在日本留學的吳新榮,受到事件的搖撼,終於提筆寫下了詩篇。三○年代臺灣左翼詩學,與當時其他地區反帝國主義的文學,精神上大致是共通的。其重要特色,都在強調擺脫殖民地社會桎梏,富有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處在那個時代的吳新榮,遵循的正是現實主義的道路。左翼的寫實主義,基本上執著於「階級」與「正義」的主題,在階級問題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資本家與無產大眾,是對立的雙元概念。離開階級問題,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就發生動搖了。在殖民地臺灣,階級問題還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因為,在殖民地社會,臺灣所有的階級,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都是被壓迫者。表現在文學裡,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分野是極其清楚的。殖民者是少數,被殖民者是多數,這樣的統治違反了正義原則。站在「弱小民族」的立場,自然寓有維護正義、追求正義的意味。「霧社出草歌」正是弱小民族中弱勢者之微弱聲音,吳新榮表現出來的左翼精神,於此可以印證。滯留於東京期間,吳新榮的作品都沒有偏離這種弱小民族的立場,例如「不但啦也要啦」,便是對「南方青年」的召喚,要臺灣的子民起來奮鬥。又如「新生之力」,也是對陷於考試壓力下的臺灣留學生勿忘創造的力量。這些作品的內在張力往往過於鬆弛,不免淪於口號式的吶喊。在他結束留學生涯之前,較值得注意的詩作大約有二,一是「試中雜詠」,一是「徬徨的亡靈」,都完成於一九三二年。這兩首詩留露創作技巧之端倪,採取反諷的方式,對殖民者予以批判。「試中雜詠」,想必是作於考試期間,藉以發抒胸中的苦悶。詩的最後一節,有如此轉折的表現手法﹕

預言者在叫﹕

奴隸於解放之前必站起,

因為他們於被解放之時,

便是死日。

奴隸們在唱﹕

預言者是預言的奴隸,

要是他們的預言僅止於預言,

他們的人生便不如奴隸。

正如前面提及的,以雙元對立的意象來表現,頗合乎左翼詩人的正反辯證思考。這首詩也不例外,「預言者」與「奴隸」是兩種相反的地位,是互相剋制的兩種階級。所謂預言者,無非是指預言統治者終有掙脫枷鎖的一天,而刻意施放種種脅迫性的語言。然而,這種語言若果未能實現,則統治者終將永遠困守於他們所創造出來的語言囚房。另有一首「徬徨的亡靈」,則以生與死的對比,來嘲弄人間的桎梏。浪漫主義期的作品,雖然他沒有闡述這首詩的背景,不過,詩中表現的音色,顯然與一場愛情的終結有密切的關聯。為什麼這首詩值得討論?因為,它顯示吳新榮不是教條的左翼詩人,在緊張得政治思考中,常試作突破的工作。

在那森林裡擁抱而細語,

在那花園裡提攜而踊舞,

可是,地球的迴轉常起逆風,

世界上的興憤時逢淚雨。

這首詩很清楚描繪愛情經驗的結果,吳新榮以「亡靈」自況,對於曾經發生過的戀情喻為暗愚,對於自己與愛情的割捨形容為理性。不過,對於曾經有過的擁抱與舞踊,他仍然難以掩飾自己的眷懷。內心的猶豫、矛盾、苦痛、掙扎,都匯集在亡靈的意象之上。這首詩可以說是他東京時代的總結,但這並不是他社會主義信仰的終止。相反的,當他學成返回佳里時,行醫於自己的家鄉,以行動來實現他的左翼思想。

鹽分地帶的本土意識

吳新榮是在一九三二年回到佳里,繼承了他的叔父所開設的佳里醫院。鹽分地帶文學的建立,便是從這段時期出發。在自己的家鄉懸壺濟世,無疑是他生命中的轉捩點。他以醫生的身分接觸弱小的大眾,又以詩人的身分從是批判性的文學創作,可以說全然脫離了學生時代那種理論的推演。在討論他回台後的詩作之前,有必要引述他在一九三二年發表的「社會醫學短論」一文。他說:「政治家若不顧大眾而一己奔走,這個後果當然是可怕的,假使醫生也是做過這樣行為,也是當然要予以排擠而加以唾棄。這樣道理我們未曾問而看過。或者有人說政治家和醫生不可同日而論,那麼他們曾否考慮到政治家和醫生的存在理由和社會意義。他們兩者均不是以大眾為對象嗎?可是大眾不是為他們而存在的,反之他們才是為了大眾而存在的。」社會主義精神在這段話裡發揮得極為透澈;甚至可以說,這樣的精神幾乎把他們的行醫與政治運動緊密銜接在一起。吳新榮絕對不是空幻的左翼運動者,他的醫學信念與政治信念完全無可分離。這兩種信念又與他的文學生涯結合起來,完成了醫者、政治、文學的三位一體。典型的左翼行動派,思考裡是以大眾為重心。偏離大眾或凌駕大眾,必然違背了社會主義的精神。吳新榮這樣公開表達態度,雖然未嘗一字提及左派,但他的思考方式和左翼運動者是一致的。從這個觀點來看,吳新榮在台灣的文學創作方向,已定下了基調。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台灣文藝聯盟在台中成立,吳新榮受到文藝聯盟發起人張深切的鼓勵,也決定在佳里組成聯盟的支部。鹽分地帶作家的集結,應該是以這次支部的建立為轉捩點。在台灣新文學發展史上,臺灣文藝聯盟的結盟,從組織的第一天開始,就以帶有左派色彩,其成立大會的宣言便透漏了這樣的信息:「自從一九三○年以來襲捲的整個世界的經濟恐慌,是一日比一日深刻下去;到了現在,已經造成舉世的『非常時代』來了。看!失工的洪水,是比較從前來得厲害,大眾的生活是墮在困窮的的深淵底下;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圜的一角的咱們臺灣,也已經是受到莫大的波及了。」在失業浪潮打擊之下,臺灣文藝工作者也體會到社會所面臨的危機,而亟思以文學的方式來批判當時的政治環境。

在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成立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鹽分地帶作家相當整齊地參加了這個盛會,包括吳新榮、郭水潭、徐清吉、鄭國津、黃清澤、葉向榮、王登山、林精鏐、陳挑琴、黃平堅、曾對、郭維鐘。佳里支部成立大會的宣言是由郭水潭執筆的,他特別指出,「由於以往懦弱的、自以為是的文學態度,終於造成越來越離開社會民眾的狀態」。他又指出,「本部支部的成立,不僅是聯盟機構的擴大強化,我們也要鮮明地說出我們的地方性觀點,鼓足幹勁在這個開拓中的鹽分地帶,即使微小也無妨,種植文學的花,並且深信其結果一定是輝煌的。」郭水潭的論點與前述的吳新榮醫學論,完全相呼應。質言之,他們都認為社會大眾是他們要關心的,離開了大眾,無疑就是懦弱與自傲。他們對於「地方性」的觀點,也非常堅持。在貧瘠的鹽土壤上要種出文學之花,這種野心正好反映了左翼運動者的視野。鹽分地帶文學一詞的成立,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組合而成的。吳新榮在回顧自己的「鹽分地帶時代」時,也如此強調:「這時代我生理上的變化,使思想上也發生變化,已由乳臭時代漸變化成個主張人權的人,我內心已藏有理想主義,所以眼看日本人對台灣人橫暴的政策,自然發生一種反抗心理。」

綜合上述的論點,這裡似乎可以為吳新榮的左翼詩學抓住輪廓。第一、文學是不能離開大眾的,他與社會脈搏是一起跳動的。第二、文學是不能離開土地的,他有其一定的原鄉,無須忌諱文學的地方性。第三、文學是反抗的,對於壓迫、剝削、掠奪的政策,絕對不保持沉默。從現在的眼光看來,左翼詩學似乎談的都是意識形態,文學的內容反而是一種從屬性的存在。不過,就吳新榮經營的技巧觀察而言,他並沒有因此就犧牲了詩的藝術性。在他的鹽分地帶時期,詩作的精神臻於成熟,細緻地實現了他的詩觀。發表於一九三五年的「故鄉與春祭」,標題下特別附上一句:「謹以此篇獻給鹽分地帶的同志」,恰可看出吳新榮對人與土地的情感。

環繞故鄉的河流

是我身上的脈動

它激盪著我的熱情

使我永遠謳歌詩篇

難得春祭我歸鄉的時候

我必不忘訪問這條河流

在三○年代能有這樣的表現手法,足可瞭解吳新榮在詩方面的天份。他把家鄉的河流與自己身上的脈動貫穿起來,以象徵他與土地之間的牢不可分。沒有原鄉,就沒有文學的泉源。「故鄉與春祭」是由三首短詩構成的組曲,包括「河流」、「村莊」、「春祭」。吳新榮以自己家鄉的風土人情為傲,是他的精神據點。在強調鄉土文學的三○年代,他雖然沒有參與論戰,但是,這首詩就是說服力極強的雄辨。最能表現他對鄉土的擁抱,莫過於組曲裡的第二首:「村莊」。全詩由十七行構成,意象鮮明,節奏穩定,允為鹽分地帶文學的代表作。詩的前八行,迂迴推進,把讀者帶入一個夢境:

被暮色包圍的村落

是我夢的故鄉

堡壘就在那不遠的地方

竹叢的梢間可以見到

那訴說歷史與傳統的滿苔壁上

砲眼已經崩圮

啊,從前我祖先死守的村莊

這村莊是我的心臟

夢裡故鄉,並非只是供作記憶的取暖,而是充滿深長的歷史意識。為什麼村莊的那麼多景物中,吳新榮獨取堡壘作為詩的焦點?最主要的關鍵,乃是為了突顯這是「祖先死守的村莊」。不過,他不是要回顧歷史,吳新榮刻意把祖先的抵抗精神與自己的政治這念銜接,以簡單的一行詩帶出:「這村莊是我的心臟」。家鄉的河流是他的脈動,這裡又說村莊是他的心臟,在意象上可以說相當統一。吳新榮警覺到,詩的意象是不宜跳躍的,而必須兼顧到前後的呼應。當他看到右堡上的砲眼已經傾塌,並不意味歷史的傳承宣告中斷;在後面的九行詩裡,祖先的精神再次復活過來:

而我激跳的心臟沸騰著

昔日戰鬥的血

在守衛土地與種族的鐵砲倉裡

今日掛上搖籃於槍架之間

吾將安眠於妳的裙裾下

母親的搖籃歌裡

應該沒有名利與富貴

只有正義之歌、真理之曲

飄入我夢

以故鄉做為精神原鄉,做為批判意識的據點,是殖民地詩人的最高策略。詩中的「夢」,絕非是脫離現實而存在,它其實是詩人理想的代名詞。這樣的理想,乃是以先人的鮮血所凝鑄的抵抗傳統為基礎。吳新榮歷史意識,在這首詩裡鏤刻得非常清晰。從前的反抗精神,早在他的體內燃燒。如果他還懷抱著戰鬥的血,不就暗喻台灣人在殖民社會的扺抗意志依然牢不可憾?這裡應該注意詩中意象的轉換,從前置放武器的槍架,如今只是懸掛著搖籃。到底「搖籃」在詩裡是具體的,還是想像的,似乎模稜兩可。不過,吳新榮有意要暗示新一代的反抗精神,已經孕育誕生。吳新榮的技巧純熟,在這首詩中足可窺見。當他以「搖籃」的意象來隱喻新生代的誕生時,又立刻以這個意象與母親的搖籃歌聯想起來。這裡的轉喻並不顯得突兀,祖先、母親、搖籃的類比,環環相扣,正好顯示歷史傳承的完成。吳新在佳里[將軍]的原鄉所獲得的抵抗精神,為的是什麼?做為一個左翼詩人,他要維護的只不過是正義與真理而已。以吳新榮的作品來檢驗日據時代的左翼詩學,可以發現在國際主義盛行的三○年代,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仍然還是堅持本土意識的。如果失去了精神的原鄉,在翼詩人關心的對象便失去了焦點。對他們而言,如果自己家鄉的問題不能解決,就不足以解決家鄉以外的事務。文學史的論釋,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立場,但是絕對不能忽略文學作品中人與土地的連帶感。吳新榮的本土意識可以定位為地方性,不過,這種地方性並不是狹義的鹽分地帶,而是指同樣承擔歷史命運的整個殖民地台灣。論者恆以地域性為恥,對於左翼作家而言,地域反而是光榮的印記。在他們的文學思考裡,大眾絕對不是抽象、空幻的名詞,而是生活周遭的群眾。沒有原鄉據點的國際主義,最後必注定落空。有土地的問題,才有人的主題,也才有文學的問題。所以,在吳新榮的詩中,他沒有遺忘對農民與勞動者的關心。階級意識的處理,在吳新榮的詩中佔有重要的份量。他在一九三五年發表的「煙囱」,便是針對製糖會社的剝削提出強烈的控訴。他頗能營造詩中的氣氛,塑造出迫人的意象。詩的第一節,速度緩慢,循序漸進,彷彿是一首抒情詩的流淌:

青青甘蔗園連線的大草原

五月風

涼爽吹來時

葉尾顫顫

次第傳著波浪

一幢白色壯觀的屋宇

浮現於遠的彼方

黑高的煙囱聳立

直接碧至

青─白─黑─碧

微風與葉波

那太過於和平的光景

任何畫家也畫不出來

吳新榮全心集中於景物的描繪,彷彿是一幅寧靜農村的油畫。尤其是他著墨於鮮艷色彩的對比,頗能收到聲東擊西的效果,讀者可能以為即將投入一個畫境。出現在這首詩色彩,包括青色、白色、黑色、藍色。在顏色的對比上,既對稱又敏銳。吳新榮的觀察力,在詩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種手法,彷彿電影遠近鏡頭的移動,在讀者面前刷出寬闊的風景。如果沒有最後兩行的文字,這首詩蘊藏的諷刺,恐怕還會更強烈。因為,緊接的第二節,筆鋒驟然掉轉,批判的主題具體呈現出來:

這白色屋頂下

資本家嗤嗤而笑

這黑色的煙囱上

喘出勞動者的嘆息

啊,榨出甘甜的甘蔗汁

流出腥腥的人間血!

從詳和的畫面跳躍至社會的矛盾與衝突,頗具突兀的效果。對殖民地體制不能瞭解的人,必感動於農村景象的欣欣向榮。但是,對於左翼詩人如吳新榮者,則在美景的背後揭露醜惡的本質。階級對立的問題,終於導入詩中。甘蔗汁與人間血的對比,劃清了資本家與勞動大眾的界線。三○年代左翼運動者關切的勞資對立、利潤問題與剩餘價值等等議題,都在這短短的詩行中呈現。他的其他作品,如「疾馳的別墅」、「農民之歌」、「自畫像」,都突顯了階級問題在文學思考中的重要性。他見證的剝削與掠奪,都活生生的出現在他的鹽份地帶原鄉。他並沒有使用空洞的口號,遂行其社會主義思想。在行醫與參加政治運動之餘,他繼之以銳利的筆對殖民者予以抨擊。在台灣新詩發展史上,吳新榮誠然是兼具自覺與行動的詩人。

結語

殖民者往往以強勢的論述迫使被殖民理論中,有一個重要的主題便是抵抗文化的存在。吳新榮表現出來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便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的批判與抵抗。他強調理想的實踐,而不是夢想的沈溺。吳新榮始終深信,詩的語言是不能與現實分家的。陷於夢境的詩人,寫出來的詩,必定是「詩屍」,吳新榮有過如此嚴厲的責備。對他而言,詩寫出來若果只停留於囈語的層面,就不能產生任何的生命活力,也自然會遭到嘲弄。所以,他在「思想」這首詩裡,向台灣詩人提出這樣的忠告:

從思想逃避的詩人們喲

不要空論詩的本質

倘若不知道就去問問行人

但你不會得到答覆

那麼就問問我的心胸吧

熱血暢流的這個肉塊

產落在地上的瞬間已經就是詩了

在吳新榮的作品中,「思想」可能是最代表他詩觀的一首詩。「行人」若是代表客觀的現實社會,則詩人的「心胸」則代表了主觀意志。透過詩的表現,吳新榮清楚地舖陳了他的文學立場,他的主主觀意志與客觀現實,無疑是相互結給在一起的。這是多麼深刻 而獨到的體驗。吳新榮在這裡提到的「思想」,絕對不是純粹理論的演繹,而是具有行動意義的精神指導;逃避了這樣的思想,就等於是逃避了行動。詩是什麼?詩是街頭上的芸芸眾生,是生活中的發現與提煉,是以生命與情感凝鑄出來的藝術。真摯的生命,經過生命的鍛鍊,一旦發抒內心的聲音,就是賁張的詩了。詩,並不是靜態的思考,而是行動的結晶。尤其在殖民體制的高壓統治中,任何突破官方的語言,本身便是一種抵抗行種的浮現。在他作品裡,吳新榮從來沒有吐露消極、悲觀的情緒。凡是筆尖傳達出來的感情,都沒有偏離戰鬥的立場。他深深瞭解,弱小民族沒有悲觀的權利。吳新榮的詩觀,從弱小民族的意識出發,並且也以實際的反抗行動奠基。在學生時代就有過坐牢經驗的吳新榮,終於體認了詩的釀造必須回歸到本土的原鄉。然而,這樣的原鄉並不是情緒性的依靠,而是他生活戰鬥的堡壘。他以堅定的本土意識與歷史意識為憑藉,對他生活中的受難同胞表達關切,進而以詩為武器,對日本統治者與資本家進行撻伐。他的文學與政治,意識與行動,醫師與社會,都是互相不偏離的結合。所以,在鹽份地帶文學中,吳新榮之被視為領導者,並非是偶然的。台灣文學史的詩論,可能需要從史實中去發現更多有關詩人活動的資料。畢竟,吳新榮已說得很清楚,不要空論詩的本質。因為,吳新榮的文學生涯已充分證明,詩的本質是生活,是抵抗,是戰鬥。那麼,從史實去了解吳新榮,當會有更多的發現。他的詩,並不是最好的。不過,置於在三○年代世界的左翼文學行列,吳新榮決不遜次其他地區的詩人,因為有吳新榮的掌旗,台灣左翼文學成為全球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不可欠缺的一環。吳新榮帶動鹽分地帶文學的傳說,為台灣的殖民抵抗精神注入強有力的力量。左翼小說家呂赫若對鹽分地帶的詩作之所以評價那麼高,便是因為他肯定了吳新榮所提倡的寫實批判精神。呂赫若說:「真正寫實派的詩人,應該對現實有正確的認識,將自己真實的感情表現於詩的真實之中。」這句話對鹽份地帶詩人是一種高肯的評價,也是對吳新榮的文學志業給了最為清晰的定位。

※[出生於將軍,婚後定居於佳里]。

※[  ]其他小誤修正。
四‧探求吳新榮的左翼思想

談《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與《吳新榮日記全集》

河原功 著  高坂嘉玲 譯

2008年12月24日,我和妻子拜訪了吳新榮的舊宅。雖然時間很短,幸會了其兒子吳南河先生。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鄭館長派車又派職員曾麗蓉小姐與我們同行。而為我們案內的是張良澤教授和高坂嘉玲小姐。我把論文<吳新榮的左翼思想──從《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合訂本)考察>拿出來,說明吳新榮是一位左翼思想很強的人的時候,令南河先生感到非常地驚訝,同時也對我在吳新榮這一方面的評價,感到高興。這次來佳里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拜訪,在我的記憶深處是在35年前的1973年的8月12日。東海大學的林戴爵君邀我的。讓我根據當時的隨手筆記再次呈現當時的情形。林君和朋友一起到台南的飯店來接我,但是老友請我吃午飯,所以不在。回到飯店,看到留言,說他們先去佳里了。於是,我打電話給黃天橫先生請教如何去,就趕緊前往。

下午4點30分抵達佳里後,就去吳新榮先生的「新生聯合醫院」。他們已經開始調查了。至於林戴爵君的朋友,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是林瑞名[明]君。接著,陸陸續續地從屋簷下拿出吳新榮先生秘藏的資料,都是灰塵。有的放在茶色信封裏,有的用舊報紙包起來。其中,有許多台灣文藝聯盟機關雜誌的《台灣文藝》、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台灣文藝協會機關雜誌的《先發部隊》和《第一線》、台灣文化協會機關雜誌的《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風月報》,以及日本內地無產階級文藝雜誌的《文學案內》等貴重的資料。此時,我很確定一件事,那就是以<亡妻記>(《台灣文學》)展現其文才的吳新榮,「絕不只是一位文學愛好家!也是左翼思想很強烈的人!」

下午6點30分離開佳里。前往台南的路途上,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林君來飯店,一起吃完飯後,把借來的資料拿去拷貝。但當時還是拷貝機不普遍的時代,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文具店,拷貝機的性能卻很差。而且拷貝一張的金額就等於台南到佳里的單程巴士費6元,真是貴啊。《台灣文藝》拷貝7張後,就決定放棄了。《台灣大眾時報》就拿到林戴爵君就讀的東海大學拷貝,給了300元。我萬萬也沒有想到我此候拷貝的《台灣大眾時報》,之後提供給南天書局做成復刻版。如果當時我沒有拷貝的話,恐怕現在誰也不會再看到《台灣大眾時報》。

然後,經過了20年的1993年,我在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看到了吳新榮把雜誌剪貼下來而合訂成十幾冊的<雜誌拔粹集>。上面印有吳新榮藏書印的「夢鶴藏書」或「震瀛藏書」。<雜誌拔粹集>最主要是由《中央公論》和《改造》剪貼下來的,其他還有許多不知道從甚麼雜誌剪貼下來的記事、創作和照片。但是從內容來看,從左翼雜誌剪下來的佔大多數。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內心感受到很強的衝擊。這些幾乎都是從台灣不容易買到而只在日本發行的雜誌剪下來,再重新合訂,讓我覺得查明其出處是我的使命感。然而,此調查並不容易,花了我十年以上的時間,才知道這些合訂本的文章取自於吳新榮留日期間1925年至1932年七年間的《中央公論》、《改造》、《戰旗》、《労働者》、《インタナショナル》、《政治批判》、《プロレタリア科學》、《新台灣大眾時報》、《ナップ》、《プロレタリア文化》、《プロレタリア文學》、《文藝戰線》、《大眾》、《農民運動》等,多達33種雜誌,計116期。《中央公論》和《改造》是綜合性的雜誌,之外的大多是禁止發行的共產黨相關雜誌,可見吳新榮的左翼思想相當強烈。而且,將必要的部分從雜誌切下來,混合裝訂成冊,然後避開警察的耳目,再帶入台灣,實在是大膽的行為,也是很聰明的方法,令人佩服不已。關於這個調查的結果,於2007年9月在亞東關係協會及國史館合辦的「台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台北的國家圖書館)上,有了發表的機會。之後,雖然收入在我的《論文集》裡,卻礙於篇幅的關係,不得不割捨「出處一覽」。幸好,於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發行的《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4期(2007年11月),發表了<吳新榮之左翼意識──關於《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合訂本)之考察>(張文薰譯),才有機會在文中提到「出處一覽」。但是,為了尋求吳新榮的左翼思想的確切證據,我一直在找直接來自於吳新榮自身的記錄。正好差不多同時期,2007年11月由國家文學館出版了《吳新榮日記全集》第1、2卷。這全是出自於張良澤的手。而於2008年6月,將剩餘的9卷一次出版,完成了11卷。《吳新榮日記全集》當中有欠幾個年度,但總算看到了從1933年至1967年33年分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張良澤於1981年10月主編了由遠景出版社出版的《吳新榮全集》,共8卷,其中的2卷為《吳新榮日記》。而這回第二次出版的《吳新榮日記全集》與前回的相較之下,大為不同。首先,主張貫徹全文以原貌呈現,令人佩服,在取得吳家的諒解之下,既不改也不省略任何一字一句,保持全文刊出。從1938年至1945年的日文日記,有原日文,同時加上中文翻譯,還有中文的註解。而且,每卷都有人名索引,照片也很多,非常親切的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的內容實在是有趣。吳新榮自身幾乎過著每晚都打「麻將」的生活,對於無法擺脫這樣的日子的自己而每天懺悔著。日記中,以患者不多而擔心醫院的經營,或擔憂兒子們的成績不好及進學等問題的居多。當然也記錄了自己及家族的事,是赤裸裸的呈現。於1935年6月的日記裡,成立文藝聯盟佳里支部的經緯,以及8月的台灣文藝聯盟第一屆大會的情形,寫得相當有趣。而11月16日的日記裡,提及楊逵到佳里、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的各方面,以及協助台灣新文學社的創立。與張深切、郭水潭、徐清吉、林精鏐等文人們的交往也很頻繁。1938年7月1日的日記裡,對於鹽分地帶的12個人的評語也相當有意思。也處處記載著吳新榮對文學的熱愛之深。吳新榮利用看診或外診的空檔,再不然就是利用深夜來看書,其閱讀書籍的量,實在很大。1935年9月1日讀史沫特萊的《女一人大地を行く》,一直讀到凌晨3點,大受感動。1939年5月19日讀完《中央公論》3月號,5月23日讀完《中央公論》4、5月號,日記寫著「接著要一口氣讀完《醫事新報》」,如此的讀書魄力。8月13日讀完陸軍省新聞班大久保中佐的《赤色支那》後,針對此書很感慨的說「可說是支那的共產運動史」。同月15日讀石川三四郎的《東洋古代文化史談》時,說「終於興奮地一夜難眠」。從這些可窺視到吳新榮對共產主義的關心之高,不過也蠻關心無政府主義的石川三四郎。吳新榮於東京留學中,因為曾於1929年4月成為台灣青年會的委員,致使牽扯到日本共產黨事件「四‧一六事件」被逮捕。而被沒收的日記就成了警察逮捕他的最佳理由。因為這件事,而不想再寫日記,一直到1933年才又開始寫日記的。因前車之鑑,就有意地儘量避開批評政府或涉及社會思想。在如此的狀況下,我從日記中發現一個記錄,讓我得到可以佐證吳新榮的左翼思想的證據。這是1940年7月15日的日記。「一夜的疲勞,以致於早上睡過了頭。忽然吉田高等刑事帶另一巡查來。我不解來意,原來是說要帶走我藏書中已讀過的書,於是就拿走了《資本論》,以及其他主要的是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還有有關露西亞、支那的書,共計二十一冊。所有的書,無論內容如何,對一個愛書家來說,甚覺惋惜。就如同即使是行為不好的孩子被帶走,是一樣會難過的。」吳新榮的藏書中有許多左翼思想的文獻,就連警察也知道。由於吳新榮是醫生也是名士,所以在做法上較為寬容,但還是不能緘默,所以才來沒收。這些都是我透過日記才知道的。被沒收的書籍有21冊,這並不是吳新榮所藏左翼文獻的全部,而警察也知道。但是不到家中亂搜一通,只就所見範圍沒收的行為來看,恐怕只是警告一下吳新榮,算是有盡到警察的責任就好了。7月15日這一天的日記裡,吳新榮寫下了其貴重的書籍被沒收後的憤怒。以《資本論》為首,馬克斯或列寧等相關的書籍在台灣是禁書。被沒收的21冊書籍決不是小數字。不!應該說是大數字。可見吳新榮確實有很強的左翼思想。當我回到35年前的1973年8月時,讓我回想起吳新榮「決不是單純的文學愛好者!是左翼思想很強烈的人!」這次針對關於吳新榮的左翼思想論述,而《吳新榮日記全集》裡所記載的全是台灣文壇的情形。諸如《台灣文藝》(台灣文藝聯盟)、《台灣新文學》(楊逵主宰)、《文藝台灣》(以西川滿為中心)、《台灣文學》(黃文葵)、《民俗臺灣》(池田敏雄)等雜誌的事情,以及相關人物之動態,有非常重要的資料。光是日記中所提到的台灣文學運動或文化活動,就可以得到各種的情報。所以,《吳新榮日記全集》是今後研究台灣文學不可欠缺的重要文獻。

我對於竭盡全力出版《吳新榮日記全集》的張良澤教授,致上最高的敬意的同時,也以身為能夠利用《吳新榮日記全集》的其中一人,致上深深的謝意。

2009年3月9日完稿


五‧雙新記-論蘇新與吳新榮的關係

黃文源

(一)、一張照片的故事

我十四歲那年,母親第一次帶我回到故鄉佳里,見了叔叔,也見了吳新榮醫師。吳醫師見到我隨即進裏室拿出一張相片遞給我,他說:「這張相片是您父親在東京拍的,你拿去吧,這是我以生命為代價保存下來的,二‧二八之後他們找不到您父親,便來到我這兒要相片,他們連天花板都翻了!!」說罷,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吳醫師。1
這是蘇新女兒--蘇慶黎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後記>中提到的一段話,寥寥百來字道盡了蘇新與吳新榮間生死與共的至情之交,後來這張照片就成為這本書的封面。照片上面提有「不見太久」四個字,落款年代是1929年,據吳南圖的說法2,照片上的字為父親吳新榮所提,時間大約在蘇新從東京回台之前,應該是蘇新送給父親的紀念照。分別後的兩人一直到1942年蘇新出獄後才又見到面。

其實這張照片不只說明蘇新和吳新榮之間的友誼,它背後還隱藏兩段台灣重要史實。第一:1929年日本警視廳在國內發動對日本共產黨的大掃蕩,以台灣人為主的日共外圍組織--「台灣學術研究會」遭到波及,許多左翼份子紛紛入獄,史稱「四一六大檢舉」。吳新榮也在這次檢舉中被逮捕入獄,從中學開始所寫的日記3遭到沒收,日本警察因為這些日記而循線逮捕許多同鄉同志,事件之後吳新榮對同志感到內疚,發誓此生不再寫日記。但吳新榮回台後,自認久無涉及政治活動,日本政府對他的監視應該稍緩,故又重新提筆寫日記4,這些日記就是2008年6月由國家文學館所出版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共11冊,也因為吳新榮先生留下的這些第一手資料,讓台灣歷史與文學能夠更全面性的被探討研究。可惜的是,吳醫師第一部日記被日本警察沒收之後就不知去向,相信裡面的內容可以提供研究台灣左翼運動珍貴史料。第二:在發生「四一六大檢舉」之前,蘇新就以台灣共產黨黨員身分銜命回台發展組織和從事工人運動,因此幸運的避開而沒被逮捕,蘇新回台後把台灣的左翼抗日運動逐漸推向理論和積極實踐結合的層面。本文以《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和《吳新榮日記全集》為主軸,除了勘誤出這二部書的錯誤之處外,還論述蘇新、吳新榮二人「抗日意識」興起的背景,及「皇民化」時期「抵抗」之道的內涵;在日本戰敗後,他們二人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所呈現出的時代意義。

(二)、異鄉的同路人--「抗日意識」興起背景

蘇新和吳新榮都生於1907年,年紀上蘇新比吳新榮小兩天。地緣上蘇新是佳里鎮人;吳新榮是將軍鄉人,兩者為隔壁鄉鎮。在求學過程中蘇新是佳興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之後考取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吳新榮則是漚汪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後考入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所以1922年時,兩人都在台南市就讀,近似的背景開啟兩人之後長達幾十年深厚的交情。在這段時間兩人究竟有何交往?因吳新榮中學時期日記已被日警沒收而流失,無法得知當時情形,從現存的資料也無法發現他們兩人在這段時間有任何交集。

一般皆認為蘇新和吳新榮之間的友情是二人到日本東京留學之後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才有比較密集的交往,那時,蘇新是東京大成中學的學生,後來考入東京外語學校;吳新榮則在東京醫專就讀。他們在日本求學期間,正好蘇聯革命成功後不久,加上當時日本正處於思想較為開放的大正民主時期,社會主義思想在校園內被迅速且積極的傳播,研讀馬克思主義成為一股社會潮流。蘇新、吳新榮二人自然也受到社會氛圍的感染,而開始參加具有左翼色彩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異地同鄉且在思想上接近的兩人,隨即熱烈地交往起來。

但有一件事或許能提供不一樣的思考方向,蘇新和吳新榮在台南市就讀期間時常參加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蘇新曾說道:「當時台灣已有一個群眾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到處開講演會,進行啟蒙運動。台南也有該會的支部,常有什麼講演會或座談會,無意識中我就成為一個熱心的聽眾。因受了這些刺激和影響,就開始思考『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統治台灣』和『台灣人民的前途』等問題。這可以說是我的『民族意識』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萌芽5』。」蘇新的這段自白,說明他「抗日意識」的萌芽受到「文化協會」很大的影響。對照吳新榮年表,這段時間他曾積極參與「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相信這對他「抗日意識」的萌芽同樣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吳新榮應該同蘇新一樣,留日之前就有一定的「抗日意識」,一直到日本求學參加左翼團體後,才真正把思想付諸行動。也許兩人在參加「文化協會」時期已經有所接觸,只是目前史料尚無法正確說明他們在這段時間活動的脈絡。

(三)、吳新榮日記和蘇新自傳的勘誤

…朋友啊/憑風聲傳聞/我早就知道了

一心一意拼命/扣著正義的門扉/你的雙手終於被綑綁

喔 朋友啊/你拼命的掙扎/如今已完全落空了

你的前程早就被一道牢固/深厚的牆壁重重包圍著/任你叫得聲嘶力竭

也是徒呼負負/不 只是浪費生命/憑你那薄弱力量…6

回台從事共產運動的蘇新,1931年因台共大檢舉遭到逮捕入獄,判刑12年,在移監回台南時,郭水潭在台灣<新民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故鄉的書簡>的新詩,用來懷念他這個小學同窗,他用「一心一意拼命/扣著正義的門扉」來形容蘇新參與的台共抗日運動。這時吳新榮還在東京求學,一直要到1932年才回到台灣。回到台灣後的吳新榮在佳里開設醫院。因此當蘇新服完刑期,出獄回到佳里時,這兩位闊別多年的同鄉摯友才又見到面。一直以來學者討論蘇新生平,皆認為他於1943年9月23日出獄,這種說法應該來自於蘇新自傳。但《吳新榮日記全集》出版後,在1942年9月25日的日記記載:「傍晚,外出往診回來,蘇新君在家中等著。他說昨天才出獄。在東京別後至今已有十四、五年了,看不出他渡過十年的鐵窗歲月,精神相當充沛7。」

那麼會不會有可能是吳新榮記錯呢?在《吳新榮日記全集》第7冊中有一張吳新榮和文友們的提字照片應該能夠提供更詳實的證據,這張照片內標示的年代是: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裡有李君晰、張文環、巫永福、蕭來福、中良正(蘇新日本名)等人的提字,應該是李君晰來訪時所照。對照吳新榮1943年3月6日的日記:「傍晚,前已有約的彰化李君晰君一行來訪,起床接待他們。同行而來的有台北張文環君、台中的巫永福君、蘇新君,蕭來福君等。在琑琅山房設小宴款待,愉快地談了一夜8。」假使蘇新在1943年9月23日才出獄,根本不可能在1943年3月6日跟吳新榮等人聚會,因此,蘇新出獄的正確時間應如吳新榮日記所載是1942年9月24日。

蘇新自傳提到出獄之後,1943年10月在蕭來福、莊守的介紹下,到彰化李君晰開辦的台灣礦泉公司工作,但吳新榮1943年1月25日日記記載:「由蘇新君陪同到鑛泉會社去看以前就想見的代表彰化的文人李君晰君9。」照推斷蘇新到彰化工作應該是在1942年10月。

蘇新在自傳中還提到自己在1945年2月兼任北門「生鮮食料品統制組合」專務理事,但翻閱吳新榮1945年2月的日記中皆無相關紀載,反而在1944年11月14日日記記載:「歸途去拜訪新成立的北門郡生鮮食品組合,高本光陽理事長、蘇新專務理事談話中10,…」,這部分應該是蘇新記錯時間,不過可以理解的是這自傳係他50年代在大陸時因整風整黨所寫11,時間長久記憶難免會出現錯誤。

又吳新榮1947年9月30日的日記記載:「旋訪吳榮宗叔於高雄地方法院,又訪蕭夫人於高雄醫院,後同去訪蕭兄在這裡午食後12,…」這裡編者註解「蕭兄」:「實指蘇新。吳新榮有意隱其名13。」恐怕是編者註解有誤14。在蘇新自傳中提到二二八事件後逃亡到上海的經過:「在這以前(十三日早晨)我就從報館逃跑,以後到一個朋友家裡躲避了兩個多月,在這期間渡過了大清查,突擊搜查等危險,於五月二十三日逃往上海15。」對於蘇新而言,二二八事件是生命中重要轉折,因為事件不久後他即逃亡到大陸,妻離子散一生再也沒有回到台灣和親人相聚,在記憶上不大可能出錯,因此可以確定的蘇新是在1947年5月23日逃到上海。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1947年9月30日吳新榮不可能見到蘇新。此處的「蕭兄」,指的應該是蕭來福16,因為二二八事件後,蕭來福一直待在台灣,到1947年底或1948年初才逃亡到香港。吳新榮此處提到的「蕭兄」確有隱其名之意,但隱的是蕭來福而非蘇新。

(四)、「皇民化」時期「抵抗」之道

我們每天做完了工作,就脫下西裝與皮鞋,換上和服和木屐,半天過和服生活…吃醃蘿蔔、味增湯、生魚片、日式火鍋。又以家中設塌塌米寢室為榮。爾後以日本話談話,用日文寫作,最後以日本式的方法來思考。一切只為了方便。「方便」與「必要」成為同化的不可缺條件。我們是被方便與必要所迫,而被同化的台灣人。任何人都認為我們是日本人。恐怕大和民族形成之前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吧。17

以上這段話是陳培豐引用吳新榮1938年1月19日的日記所載。他認為從吳新榮日記的告白,可以看到從語言、思考開始,其生活方式幾乎都跟日本人一樣。而這現象陳培豐認為有抵抗者身分的吳新榮,在皇民化時期,其心靈過濾「同化於民族」的功能出現衰退,他對文化上的普遍性和自主性之區別,產生曖昧、模糊的情形。陳培豐認為吳新榮在皇民化時期抵抗日本統治出現衰落的情形。

陳培豐這樣的觀點似乎太過於單向的解釋吳新榮日記,而缺乏站在日記本身和當時社會情形來觀察,從吳新榮日記來看,其記載的年代是從1933年起到1967年吳新榮去世為止。在書寫上使用的語言有幾種轉變:1933-1937年這部分的日記是用中文書寫;1938年元旦-1945年8月15日是用日文所寫;1945年8月16日之後換回中文。陳培豐忽略吳新榮這樣的語言轉變其實是有意涵的。

假使吳新榮抵抗日本統治出現衰落的現象,那麼他為何在日本戰敗的隔天馬上恢復中文寫日記。再者,台灣總督府於1937年4月1日廢止報紙漢文欄,但吳新榮卻在8個月之後--1938年元旦,才開始使用日文寫日記,以上證明吳新榮把用中文書寫當作是抵抗日本統治的一項工具。吳南圖提到當時的聚會日本警察時常出現其中,這讓吳新榮感到此時還受到監視18。對於吳新榮而言,第一部日記受到的牽連餘悸猶存,在日記的書寫上自然要有所轉化。

這種轉化也出現在呂赫若的身上,他在皇民化時期寫出所謂「日台親善」的小說--<玉蘭花>,如果以此來論斷呂赫若在這時期抵抗日本統治出現衰落的情形,恐怕會失之一隅。呂赫若本身是社會主義信仰者,他看待階級問題的層次是高於族群問題,因此當可以理解<玉蘭花>這篇小說書寫主題是以日人和台人親善作為其內涵,他認為階級壓迫才是造成日台隔閡的主要因素。從<牛車>到<冬夜>,呂赫若均一貫的表現他抵抗極權統治的理想。與呂赫若同樣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吳新榮,在戰前即跟呂赫若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呂赫若又跟蘇新思想上相當契合,所以吳新榮在皇民化時期之抵抗日本統治應該較似呂赫若,而呂赫若此種方式也是當時許多文人對應皇民化時期的模式。

吳新榮日記中有關蘇新的記載主要在1942-1947年,時間上正好是蘇新出獄到二二八事件後逃亡到大陸。比較特別的是在1961年3月23日的日記記載:「早食後即往南門訪問李組長,即知他們是要調查蘇新的下落,但我和這樣的亡靈已離開太久矣19。」此時吳新榮是真的認為蘇新已經死亡,或知道他逃亡到對岸而故意隱此事實,這部分就不得而知了。
在這段時期(1942-1947年)蘇新、吳新榮間的交往的過程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吳新榮日記裡面,有關蘇新的記載最多的就是和不同人士的聚會,這些聚會含有不同層面的意涵:1、以文會友。在舊台共黨員中,蘇新是文筆最好之人,所以吳新榮許多文章寫完後都會請蘇新提供意見,1944年9月22日的日記就有這樣記載:「晚上去找蘇新君,請他看看<父親的眼神>一文,這篇原稿是應《台灣新報》之求而寫的20。」另外吳新榮的名作《亡妻記》,其內容就是和蘇新討論所得,後來蘇新還幫此作謄稿。另外吳新榮還透過蘇新的介紹認識彰化文人李君晰,還曾一起去用餐21。其實這樣的聚會是當時文壇常有的現象,呂赫若日記也常有這樣的記載,例如他在1942年7月17日提到:「晚上,參加『民俗台灣』的宴會,八點,在山水亭。金關博士、松山氏、立石鐵臣、池田敏雄、吳新榮、楊逵等人22。」2、在蘇新與吳新榮的聚會過程中,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吳新榮在1945年6月24日日記提到:「傍晚,和高柳敏雄君一起到佳里興接受蘇新君的招待。蘇新君今晚宰了一隻山羊,宴請部落的有力人士,來客二十人左右,看來蘇新君也在地方上出頭了23。」為何蘇新宰了一隻山羊,宴請部落的有力人士,吳新榮就認為蘇新在地方上出頭了?蘇新在自傳中透露在太平洋戰爭後,日本政府積極壓制台灣社會的措施:「並且為了防止台灣人民的反抗,台灣軍司令部公布了準戒嚴令,不許五人以上的集會,對過去參加過革命工作的人和平素不太服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人實行嚴格的監視。日本政府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布了『預防監禁法』,對於嫌疑分子可隨時逮捕監禁24。」又提到:「舊台共的同志之間,據說也很少互相來往,一則各人都想儘量避免敵人的猜疑;二則互相不信任,特別是對過去的反對派的那些人,互相間仍然繼續著宗派情緒25。」這裡的敵人指的是日本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出獄後的蘇新跟吳新榮一樣,都是日本政府監視的對象,高壓的法律也限制了他們的思想行動。蘇新出獄後不久,曾經和吳新榮一起去拜訪日本警察26,這個作為應是為了緩和日本政府對他的監視。

如果從吳新榮1945年6月24日日記往下看,7月11日記載:「晚上,訪問蘇新君和高柳氏,討論有關組織國民義勇隊的問題27。」;又7月14日提到和蘇新等人去拜訪瀧田警察課長,他想召開「雜談會」,聽聽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蘇新是其中一人;7月24日提到:「昨天,林克信君介紹木侯茂雄君來訪,他是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部囑託,他希望不用忌憚地來會談。於是中午找蘇新、徐清吉、鄭國津諸君一起聚餐,一面談談話28。」弔詭的是日本即將戰敗投降之際,吳新榮在8月4日日記提到推薦蘇新參與街庄長的改選;8月10日又記載推薦蘇新為街庄長候補名單;8月11日記載蘇新在保甲事務所針對魚類配給問題詳加說明。為何本該受日本政府監督的蘇新,逐漸的在地方和官方事務上扮演起關鍵角色?在這之前(1945年6月24日日記),吳新榮日記中有關蘇新涉及官方事務記載只有1945年1月11日推薦蘇新為佳里街義勇報國隊啟發班的各團體代表。

戰爭後期,日本政府為了要台人積極投入戰事,部分程度開放台人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吳新榮雖然受到日方的監視,但本身在地方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名望,日本政府欲透過吳新榮的關係達到整合地方資源的目的,遇上各類事務吳新榮自然就扮演起關鍵的角色。蘇新本身的才能、再加上吳新榮的推薦,逐漸的在地方事務上擔當起要職。從此處也可以看出越到戰爭尾聲,日本統治越薄弱,對吳新榮、蘇新等地方頭人也從消極的監視轉為積極推動其扮演日本政府和台民間「協調」的角色。但這「協調」的角色是否就說明蘇新、吳新榮二人已經認同日本政府的統治地位?從日本戰敗初期二人的態度和作為或許能夠提供答案。吳新榮日記1945年9月11日記載:「昨日,陳逸松29君來電要請蘇新君上北,電是初六日發的,而蘇新君諒也初六到北。今日,蘇新君送來國歌的曲譜,但諒不是國歌而是黨歌之誤30。」21日記載:「蘇新君由台北歸來,提不少的好消息來了。他說他已和中國軍的張克信﹝敏﹞31大佐相會了。張大佐是台灣人,而他以要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使命,所以蘇君等組織籌備,為其委員而要組織台南州32。…」23日又記載:「…和蘇新君去基督教會,向台南學生聯盟說明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必要。33」如果蘇新、吳新榮在日本統治後期認同其地位而去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在戰後,斷無法在國民黨的外圍組織--「三青團」擔當如此重要的地位。

那麼一向反國民黨的蘇新和曾因「二二八事件」被關的吳新榮為何會加入國民黨外圍組織--「三青團」?這問題應該回到當時的時空脈絡來談。首先來看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陳逸松留日期間即與蘇新、吳新榮認識,都參加留日台灣學生同鄉會;張克敏曾參加台共外圍組織--「台灣農民組合」,這些組織都與蘇新或吳新榮有關係,而這一層關係在戰後就成為「三青團」發展的骨架。蘇新和吳新榮之所以加入「三青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彼此之間一定程度的友誼。陳炳基34也認為當時組織「三青團」,蘇新等人都是因為陳逸松的關係而加入35

再者,蘇新曾在《憤怒的台灣》提到:「不知道蔣介石式的法西斯統治的台灣人民,當初都以為台灣真正解放了,政治運動可以自由了,於是各地成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團體,…,甚致誤認『三青團』為真正三民主義的青年組織,而許多青年都加入了它36。」這是二二八事件後,蘇新受到國民黨的通緝逃亡香港時所寫的,蘇新這時的思想基本上是相當反國民黨的,時間點上不能真確的看出他在日本戰敗初期的思想活動。

那麼蘇新台南師範學校晚期的同鄉學弟黃來福的回憶或許提供一個訊息:「戰後在佳里往麻豆的車上遇到蘇新,一陣寒暄之後,蘇新邀請我一起到他位在麻豆三民主義青年團事務所聊天,其間蘇新再一次談到:『好好考慮我跟你提的,到台大法律系或政治系就讀的事』…,蘇新說:『未來祖國來了,需要我們這一批人共同來建設台灣。』」37所以當時蘇新、吳新榮等知識份子應該是基於建設新台灣這樣的理想目標而去參加「三青團」。至於覺察出對國民黨本質錯誤認知應該是「二二八事件」後所產生的轉變。

另外從日記還可以看到蘇新和吳新榮友情真摯的一面。當吳新榮為續弦之事感到煩悶之際,他在1943年1月19日日記寫道:「晚上寫信給黃奇珍、蘇新兩位友人,將自己再婚之態度表明如下:兔入虎穴求虎子
不辭千里問良馬38」吳新榮把如此私事告訴蘇新,可見他對蘇新的信任。1943年6月27日的日記也提到:「蘇新君在昨天帶了新夫人及一切家產回佳里定居,此後有一段日子是佳里的居民了,我則多了一位能共同談心的朋友真是高興39。」1945年6月15日的日記中還說:「夏雄明天週歲慶祝會,只請下列極親近的友人或相關者40:…」,其中就有蘇新,這不只是因為蘇新夫婦是吳夏雄的「契父母」,還意味著在吳新榮眾多的好友們,蘇新是他極親密的一位。

蘇新曾在自傳中提到:

我的朋友吳新榮有一家會社(公司)叫我去任專務(董事),會社是在榨油、土地(花生)麻油,還有一些土地是養兔場,我每天就是在搞這些。所以,才會有後來文革的時候,講我「蘇仔!你出獄後攏無(一點也沒有)想要革命,去做了資本家的代理人。」41

吳新榮日記也提到改組油脂會社,讓蘇新擔任專務每個月有120圓,使其生活上獲得保障,身為友人的他也感到盡了一份朋友之情。關於養兔,吳南圖憶及小時候因為戰時管制不易吃到肉品,有時父親會帶他們到蘇新家吃兔肉42。從這些可以看出蘇新和吳新榮之間互助互濟的友情。不過也因為這樣的經歷,成為日後蘇新在文革時期被鬥爭的理由之一。

(五)、結論
被保安司令部拘留期間,舅舅很榮幸的和任職於台大醫院的許強醫師同房。有一次舅舅很好奇的問許醫師,您是台大醫師的內科主任,是名醫,為何您會從事地下工作組織?許醫師回答說,沒錯,我是醫師,我每天在醫院醫治病,是一種救人的行為,但是在門診中一天能救多少人?我從事這種組織活動,是拯救全民的。43
這是呂赫若舅子林永南因中共地下黨事件和許強關在同一監獄時的一段對話。從現存的史料我們無法窺知蘇新、吳新榮在面對不同政權統治時,所展現的對應方式其心理的轉化過程為何?但許強以一個醫師身分走向反抗極權統治,最後為理想殞身的這段告白,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追尋文化人--蘇新;醫師--吳新榮如何走上「抵抗」的道路。蘇新和吳新榮兩人在中學時期受到「文化協會」的啟發而興起「抗日意識」;留日期間因當時社會潮流而接觸左翼思想繼而走上社會運動並先後入獄。
1942年9月蘇新出獄回到家鄉,當時吳新榮是小鎮上的醫師;蘇新是台共的重要領導人,即使受到監視,他們依然透過文學來尋找思想的出路。隨著戰爭需求,蘇新和吳新榮逐漸從被監視者轉換成地方事務「領導者」和「協調者」。從戰後,他們積極參與國民黨外圍組織--「三青團」可以來說明當時擔任地方事務「領導者」和「協調者」的角色,並非他們已經認同日本統治者的地位。蘇新、吳新榮積極參與「三青團」的原因除了友人陳逸松的關係外,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一個建設新台灣的理想目標。這目標一直到「二二八事件」後才有所轉變而認清國民黨本質。最後蘇新逃亡解放後的中國;吳新榮除了行醫外,則走入民俗文化領域。

參考書目

一、專書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收錄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吳新榮日記全集》第6、7、8、10、11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6)

吳南圖,<後記>收錄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吳新榮日記全集》第11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6)

郭水潭,羊子喬編,<故鄉的書簡-致獄中的S君>收錄《郭水潭集》(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93)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1993)

蘇慶黎,<後記>收錄《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93)

二、口述史

吳南圖口述,黃文源記錄,2009.1。

陳炳基口述,黃文源記錄,2009.2.2。

黃來福口述,黃文源記錄,2008.5.7。

蘇宏口述,黃文源記錄,2009.2.2。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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