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新榮《琑琅山房隨筆》析論-6

「能得清閒就是仙」，吳新榮認為，這話是針對「君子」說的；若是「小人得閒」卻要比「小人得志」還可怕呢！這是他老來勤跑田野之故。證諸吳氏生平，晚年的他之所以沉醉於文獻工作，其實是壯志難酬，對現實政治心灰意冷，不得不退到文化事業中，找尋心靈的慰藉。但是，隨筆中的他何等灑脫地把所有沉重的鬱結輕輕撥除。這是智慧，也是涵養！而進行田野工作的實況如何呢？

 

所謂田野工作，大多是採訪或採集。在此工作的我們的同道，時常被人誤解為「風水師」或「看命仙」。因為我們在山陬海角，一看到像樣的墓碑就要稽考其年代、姓名、後裔，或者古廟破屋中也不忘究明所有的神像或遺牌的原主。石類尤其是我們的對象，除墓碑之外，石類有石碑、石敢當、石柱、石礎、石器、化石等。石器中以化石等為史前之品，尤為寶貴。石碑的石刻等可研究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美術，在文獻上甚為重要。

──頁7

 

由於實際採集之故，吳新榮往往帶回許多物形輕小的石器，留在山房賞玩。文章隨後如數家珍般地介紹了山房的藏石；由藏石再引申出相關的史事及故事，最後則以幽默之筆作結，使一篇偏向知識性的文章，寫來妙趣橫生。

〈週末〉一文敘及作者為消除生活的緊張壓力，固定每週有一日的休閒。因為平常看書太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太多，因此，週末的旅行是不帶書亦不帶家人的。吳氏小旅行的對象，一為關子嶺、一為臺南市。到臺南是「草地人進城」，通常他會以五種方法達到休息的效果：逛街、看電影、吃點心、找朋友、按摩，其中與鄉土文化最相關的則為「逛街」和「吃點心」。我們來看吳新榮如何進行這兩項活動：

 

我盡量找舊街步行，甚麼大銃街、甚麼摸乳巷，這都是我常流連的地方。我在那彎彎曲曲的小巷裡吸盡著古都的風味，並能夠欣賞僅殘留的舊文化。

──頁92

 

點心是代表那地方的文化，所以臺南點心可冠於全省的。但人間嗜好也因年齡環境而變化，我最初愛吃「當歸鴨」，因為那種湯路給我們懷念著漢藥的滋味。次愛吃「鱔魚麵」，回憶幼時母親給我們吃鱔魚，所以至今我們還愛吃鱔魚。次愛（日本鮮魚片），此因日本菜較淡泊可口，對我們肥胖人種有利，而且我留日八年對日本菜也難忘……至於現在最愛吃沙茶牛肉，那個牛肉爐和日本的「好燒」（）一樣是最好吃的點心……

──頁93～94

 

感情豐富的吳新榮有著極細膩的心思，單談小吃亦能綰結著：對漢族的情感、兒時的記憶乃至青年時候所浸潤的日本文化色彩，顯示出臺灣多元文化的特殊性質。

由於隨筆具有自然舒展、信手拈來，「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蘇軾〈春渚紀聞〉）的特色。因此，吳新榮在許多章篇裡，或多或少會因靈感的觸發，而談及他所鍾愛熟悉的鄉土風物。比如在〈憐憫之門〉他藉著前往探視烏腳病患而述及「北門發展史」（頁153）；〈後來居上〉則談到自己的山房所在地時，順帶談及「佳里」地名沿革考……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吳新榮對鄉土文化的深厚素養。

4. 藝文天地

終吳新榮一生，最貫徹的兩項工作是：醫療和寫作。至於兩者在他生命中的分量，孰輕孰重？吳氏在〈情婦〉一文中曾作了很貼切的說明：

 

泰西一位醫生Tchechov出身文學家曾說過：醫學是他的本妻，文學是他的情婦。我也曾選擇這條路……

──頁56

 

雖然戰後的吳新榮已不如戰前般，活力無限地帶領當地的文學活動，用他的話來說「我的情婦已無愛嬌也無情感，以致我永不成一個像樣的文人」，但是，事實上他還是從不放棄他所鍾愛的文學。以詩、以小說、以隨筆、以評論，來餵養他終生的「情婦」。

《琑琅山房隨筆》裡，除〈情婦〉外，尚有〈語文〉、〈談詩〉、〈書法〉、〈新詩與我〉、〈井泉兄與山水亭〉等篇，或談文學書寫的困境、寫作的理念、或敘述文壇活動的概況、文學創作的成果……所談者大抵以藝文為內容。其中〈語文〉一篇相當值得重視，因為它指出了「跨越語言一代」作家面對語文轉換困境時種種尷尬和無奈：

 

本來我們沒有國語的根底，家父雖也多少識字能詩，但未曾教我們一個字，而且除日式的漢文讀法之外，我們也未曾讀過古式的書房。因此我們不得不默守「沉默為金」、「雄辯為銀」的西諺，除出於萬不得已外，蠻不說話……因此卻有人說我們為驕傲，又有人真的誤解我們為不合作，於是現在不得不跟孩子們學習國語……

──頁61

 

據同世代的作家回憶，鄉里中人大多認為吳新榮是一個嚴肅、寡言笑而有些傲氣的人，因此稱他為「大舅降」[1]，林芳年認為這是因為吳氏平常熟讀哲學書籍，其學識自有過人之處，因此常持一種嚴肅而有深度的姿態，使人感到有點難以親近。[2]其實，吾人若閱讀吳新榮的作品，當可了解吳氏實乃一性情中人，也有獨具的幽默和趣味；之所以被認為「嚴肅、難以親近」，真正原因乃是由於勵行國語政策下，無法純熟地以北京話表達的知識分子尷尬和無奈的心情所致。

在〈語文〉中，吳新榮指出臺灣剛脫離日本殖民時，語文紛擾的問題：「已有國語又有方言，再受文化較高的鄰國所影響，也參雜英語或日語」（頁60），這遂造成表達與溝通上的困難。吳新榮舉了兩個光復初的實例，可以作為了解當時狀況的參考，茲舉其一如下：

 

一個外省同胞走進一處診所，治療他的擦傷，那個醫生很高興地用他初學的國語說：「你是很淺」（你傷得不深），言下「沒有關係」之意，而加以安慰。殊不知那個外省同胞馬上怒髮衝冠，並大叫「我不是漢奸！」，而給那個愛講國語的醫生一個耳光，原來他們都不能了解「很淺」與「漢奸」之差。

──頁60

 

吳新榮在該文最後，對政府的禁用臺語政策提出建議：根據連雅堂的《雅言》，臺灣的方言即古代的中國話，由中原河洛傳來，所以有福佬「河洛話」之稱。河洛既風雅不俗，又含有濃厚的民族精神，那麼方言應可與國語並行，以幫助國語的發達才對。吳氏又根據他的語言學知識說道，漢藏語族是世界五大語族之一，而閩南話又是漢語群的十方言之一，不僅使用於臺灣，且遍及東南亞……「我們說本地話，依舊是炎黃的子孫」（頁62），因此沒有禁止的必要。由吳新榮如此苦口婆心地解說，吾人可約略了解當時跨越語言一代知識分子之窘境。

〈新詩與我〉是了解吳新榮詩作歷程頗為重要的一篇文獻，他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