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新榮《琑琅山房隨筆》析論-6


「能得清閒就是仙」,吳新榮認為,這話是針對「君子」說的;若是「小人得閒」卻要比「小人得志」還可怕呢!這是他老來勤跑田野之故。證諸吳氏生平,晚年的他之所以沉醉於文獻工作,其實是壯志難酬,對現實政治心灰意冷,不得不退到文化事業中,找尋心靈的慰藉。但是,隨筆中的他何等灑脫地把所有沉重的鬱結輕輕撥除。這是智慧,也是涵養!而進行田野工作的實況如何呢?

 

所謂田野工作,大多是採訪或採集。在此工作的我們的同道,時常被人誤解為「風水師」或「看命仙」。因為我們在山陬海角,一看到像樣的墓碑就要稽考其年代、姓名、後裔,或者古廟破屋中也不忘究明所有的神像或遺牌的原主。石類尤其是我們的對象,除墓碑之外,石類有石碑、石敢當、石柱、石礎、石器、化石等。石器中以化石等為史前之品,尤為寶貴。石碑的石刻等可研究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美術,在文獻上甚為重要。

──頁7

 

由於實際採集之故,吳新榮往往帶回許多物形輕小的石器,留在山房賞玩。文章隨後如數家珍般地介紹了山房的藏石;由藏石再引申出相關的史事及故事,最後則以幽默之筆作結,使一篇偏向知識性的文章,寫來妙趣橫生。

〈週末〉一文敘及作者為消除生活的緊張壓力,固定每週有一日的休閒。因為平常看書太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太多,因此,週末的旅行是不帶書亦不帶家人的。吳氏小旅行的對象,一為關子嶺、一為臺南市。到臺南是「草地人進城」,通常他會以五種方法達到休息的效果:逛街、看電影、吃點心、找朋友、按摩,其中與鄉土文化最相關的則為「逛街」和「吃點心」。我們來看吳新榮如何進行這兩項活動:

 

我盡量找舊街步行,甚麼大銃街、甚麼摸乳巷,這都是我常流連的地方。我在那彎彎曲曲的小巷裡吸盡著古都的風味,並能夠欣賞僅殘留的舊文化。

──頁92

 

點心是代表那地方的文化,所以臺南點心可冠於全省的。但人間嗜好也因年齡環境而變化,我最初愛吃「當歸鴨」,因為那種湯路給我們懷念著漢藥的滋味。次愛吃「鱔魚麵」,回憶幼時母親給我們吃鱔魚,所以至今我們還愛吃鱔魚。次愛(日本鮮魚片),此因日本菜較淡泊可口,對我們肥胖人種有利,而且我留日八年對日本菜也難忘……至於現在最愛吃沙茶牛肉,那個牛肉爐和日本的「好燒」()一樣是最好吃的點心……

──頁93~94

 

感情豐富的吳新榮有著極細膩的心思,單談小吃亦能綰結著:對漢族的情感、兒時的記憶乃至青年時候所浸潤的日本文化色彩,顯示出臺灣多元文化的特殊性質。

由於隨筆具有自然舒展、信手拈來,「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蘇軾〈春渚紀聞〉)的特色。因此,吳新榮在許多章篇裡,或多或少會因靈感的觸發,而談及他所鍾愛熟悉的鄉土風物。比如在〈憐憫之門〉他藉著前往探視烏腳病患而述及「北門發展史」(頁153);〈後來居上〉則談到自己的山房所在地時,順帶談及「佳里」地名沿革考……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吳新榮對鄉土文化的深厚素養。

4. 藝文天地

終吳新榮一生,最貫徹的兩項工作是:醫療和寫作。至於兩者在他生命中的分量,孰輕孰重?吳氏在〈情婦〉一文中曾作了很貼切的說明:

 

泰西一位醫生Tchechov出身文學家曾說過:醫學是他的本妻,文學是他的情婦。我也曾選擇這條路……

──頁56

 

雖然戰後的吳新榮已不如戰前般,活力無限地帶領當地的文學活動,用他的話來說「我的情婦已無愛嬌也無情感,以致我永不成一個像樣的文人」,但是,事實上他還是從不放棄他所鍾愛的文學。以詩、以小說、以隨筆、以評論,來餵養他終生的「情婦」。

《琑琅山房隨筆》裡,除〈情婦〉外,尚有〈語文〉、〈談詩〉、〈書法〉、〈新詩與我〉、〈井泉兄與山水亭〉等篇,或談文學書寫的困境、寫作的理念、或敘述文壇活動的概況、文學創作的成果……所談者大抵以藝文為內容。其中〈語文〉一篇相當值得重視,因為它指出了「跨越語言一代」作家面對語文轉換困境時種種尷尬和無奈:

 

本來我們沒有國語的根底,家父雖也多少識字能詩,但未曾教我們一個字,而且除日式的漢文讀法之外,我們也未曾讀過古式的書房。因此我們不得不默守「沉默為金」、「雄辯為銀」的西諺,除出於萬不得已外,蠻不說話……因此卻有人說我們為驕傲,又有人真的誤解我們為不合作,於是現在不得不跟孩子們學習國語……

──頁61

 

據同世代的作家回憶,鄉里中人大多認為吳新榮是一個嚴肅、寡言笑而有些傲氣的人,因此稱他為「大舅降」[1],林芳年認為這是因為吳氏平常熟讀哲學書籍,其學識自有過人之處,因此常持一種嚴肅而有深度的姿態,使人感到有點難以親近。[2]其實,吾人若閱讀吳新榮的作品,當可了解吳氏實乃一性情中人,也有獨具的幽默和趣味;之所以被認為「嚴肅、難以親近」,真正原因乃是由於勵行國語政策下,無法純熟地以北京話表達的知識分子尷尬和無奈的心情所致。

在〈語文〉中,吳新榮指出臺灣剛脫離日本殖民時,語文紛擾的問題:「已有國語又有方言,再受文化較高的鄰國所影響,也參雜英語或日語」(頁60),這遂造成表達與溝通上的困難。吳新榮舉了兩個光復初的實例,可以作為了解當時狀況的參考,茲舉其一如下:

 

一個外省同胞走進一處診所,治療他的擦傷,那個醫生很高興地用他初學的國語說:「你是很淺」(你傷得不深),言下「沒有關係」之意,而加以安慰。殊不知那個外省同胞馬上怒髮衝冠,並大叫「我不是漢奸!」,而給那個愛講國語的醫生一個耳光,原來他們都不能了解「很淺」與「漢奸」之差。

──頁60

 

吳新榮在該文最後,對政府的禁用臺語政策提出建議:根據連雅堂的《雅言》,臺灣的方言即古代的中國話,由中原河洛傳來,所以有福佬「河洛話」之稱。河洛既風雅不俗,又含有濃厚的民族精神,那麼方言應可與國語並行,以幫助國語的發達才對。吳氏又根據他的語言學知識說道,漢藏語族是世界五大語族之一,而閩南話又是漢語群的十方言之一,不僅使用於臺灣,且遍及東南亞……「我們說本地話,依舊是炎黃的子孫」(頁62),因此沒有禁止的必要。由吳新榮如此苦口婆心地解說,吾人可約略了解當時跨越語言一代知識分子之窘境。

〈新詩與我〉是了解吳新榮詩作歷程頗為重要的一篇文獻,他將自己


[1]據佳里地區的老輩說,「大舅降」是一個富家子,因為嬌生慣養,自幼養成一種目中無人的傲氣。平常寡言語,很少與鄉人打招呼,村中小孩一看到他就走避。參考林芳年〈吳新榮評傳〉,《林芳年選集》,343頁。

[2]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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