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新榮《琑琅山房隨筆》析論-1

一、前言

吳新榮（1907～1967），字史民，號震瀛，為佳里地區的醫生作家。父親吳萱草為著名的漢詩人，原居於將軍庄，後始遷至北門郡最富庶的佳里鎮。雖然出身漢詩人家庭，吳新榮並未依循父親的腳步，走上漢詩創作的道路，而完全是一個接受現代思想薰陶的新文化人。早年在「臺南商業專門學校」受到林茂生老師思想的啟發，奠定了他人生哲學的基本方向；青年時代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狂飆時期，留學東京的吳新榮在此波瀾衝激之下，成為具有濃厚社會主義思想的文藝青年。返臺後，除了從事他的本行──醫療工作之外，更領導故鄉的文藝青年參加「臺灣文藝聯盟」，形成頗具特色的「鹽分地帶詩人群」。該團體所具有的濃厚鄉土色彩和強烈批判性格，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壇具有相當的知名度。

由於「鹽分地帶詩人群」極具特色，因此目前學界對該集團的主導者──吳新榮的研究，大多集中於他日治時期在鹽分地區所從事的新詩作品（詳後），尚未著力於他其它文類或戰後的文學作品之探討。這對於了解吳新榮其人其作，終究有所不足。誠如葉石濤在〈吳新榮文學的特色及其貢獻〉一文所說的：「戰後吳新榮的文學創作很豐富，他的日記、諸多隨筆，多是饒富趣味的好作品，這方面期待專家學者再予以研究論述，以表彰吳新榮文學的卓越成就」。[1]1997年筆者因接受「臺灣省文獻會」委託，撰寫《吳新榮傳》[2]之故，有機會閱讀吳新榮目前出版的所有作品[3]，對於葉石濤所提出的觀點頗有同感。因此嘗試以《琑琅山房隨筆》為對象進行析探，希望藉此將吳新榮文學較為人所忽略的另一個面相呈現出來。

本文雖以吳新榮戰後的作品《琑琅山房隨筆》為研究對象，但是探索一位作家晚年的作品，必不能忽略他早期所處的文化環境、所接受的文藝思潮、所投入的文學活動；乃至創作《琑琅山房隨筆》時期，作者的人生處境和角色扮演，也都會影響到他作品的取向和性格特質。因此，本文首先追溯「鹽分地帶文學時期」吳新榮的思想淵源，並勾勒當時文學活動概況，接著標舉出「鹽分地帶文學的掌旗者」這個標誌，做為對日治時期吳新榮的總描述。然後轉而指出，日治時期鹽分地區文學尚有一值得注意的作品，此即吳新榮的〈亡妻記〉。這部真情流露的著作，在以「抗議精神」為主的日治時期新文學時，開展出了另一個書寫的方向。而這個柔性書寫的取向，在戰後吳新榮文學創作裡，反成了他主要的寫作風格。不同之處在於：〈亡妻記〉悽婉哀傷、摯情動人；而《琑琅山房隨筆》則輕鬆幽默、嬉笑怒罵兼而有之，呈現了吳新榮比較不為人知的另一個特質。戰後由於現實社會的種種打擊，吳新榮從反抗詩學的戰場退了下來，在1950至1960年代的臺灣社會裡扮演了：「醫生、病患、文獻學者、文學作家」四種角色。立基於此，吳新榮從1958年開始了他《琑琅山房隨筆》的撰寫，一直到過世的前兩年（1965年）方才終止。這近十年間所寫的隨筆，或寫事、或寫物、或說理、或諷刺，在平和沖淡中實又蘊藏著一種難名的鬱憤，由此頗能看出吳新榮的晚年心境以及他在面對困頓所做的自我調適，相當值得重視。

二、鹽分地帶文學的掌旗人

（一）就讀商業學校

1922年，自將軍庄漚汪公學校畢業後，吳新榮進入當時臺灣總督府立的三個最高學府之一「商業專門學校」預料就讀，開始接觸新知識。當時影響他的主要有兩位先生，一是英文老師林茂生，這位日本東京帝大文學部哲學科出身的優秀臺灣人，秉持著無限的熱忱，指導學生閱讀卡雷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法蘭西大革命史》、《英雄論》以及托爾斯泰的《幸福家庭》等作品[4]，使年輕的吳新榮在當時便種下了「理想主義」的種子；戰後他對政治理念的許多堅持，都和早年林先生的啟發有關。另一位影響他的，則是同為臺灣籍的陳姓教師，雖然陳老師不比林茂生對學生影響力大，但是他所教授的北京話及習字，亦使吳新榮對中國漢文化有著無限的憧憬。[5]吳氏後來成為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社會主義者」，[6]便是在此時種下了根苗。商業學校時代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便是：從彰化、臺中來的同學對吳新榮所造成的影響。日治時期臺灣文化抗日的主要成員乃以中部地區人士為核心，當地子弟放假返鄉後，往往會傳遞各地的消息，「尤其中部的人們，都帶來東京或是上海發行的雜誌給同學看。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除了學課外，大都有愛讀思想文藝的作風」。[7]感受敏銳，對未來充滿理想的吳新榮，便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開始至各圖書館閱讀日本的國民主義、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以及中國的虛無主義、革命主義的社會思想；並於每週日偕同志同道合的友人到關帝廟前聆聽臺灣文化協會所開設的講座[8]，由此逐漸使他成為文藝青年及社會主義的信奉者。

（二）留學東京

1925年，商業專門學校因改制之故，面臨被裁撤的命運，吳新榮毅然決定前往日本繼續未完的學業。他首先進入具有濃厚自由思想的岡山金川中學就讀，結識六高的陳逸松，開始了他第一次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潮。因六高朋友之故，吳新榮接觸了中國青年，並跟隨他們到「中華會館」活動。他推崇曾在六高就讀的郭沫若，也在孫中山先生至日本治病時，前往神戶聆聽孫先生演講。這種刺激和震憾，使吳新榮熱血沸騰地寫了〈朋友啊！睨視那爭鬥的奔流〉一文，強烈反對日本侵華活動，而此作竟獲得服部校長的欣賞，將之刊載於金川中學校刊卷頭[9]，這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對吳新榮往後的人生觀，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金川中學畢業後，吳新榮於1928年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20世紀初，臺灣留日學生，一方面受到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影響，一方面受到中國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俄國革命成功（1917年）、中國五四運動（1919年）、朝鮮獨立運動（1919年）的衝擊，思想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尤其進入1920年代後，中國共產黨（1921年）、日本共產黨（1922年）先後成立，其左翼思想的主張對知識青年造成極大的刺激和震撼。吳新榮，一位原本即具有社會思想及自由心靈者，進入這樣的一個環境，他會選擇投入日本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令人驚訝。他先後參加了左翼色彩濃厚的社團「臺灣青年會」、「臺灣學術研究會」，並曾擔任改組後的青年會幹部。[10]由於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並閱讀左翼刊物[11]，因此在日本爆發「四一六」事件時，吳新榮與臺灣青年會其他重要幹部一樣都遭到拘捕而入獄，「經二十九工（日）的受苦，才釋放出來，但自此以後他已是日本政府的注意人物了」，雖然遇到這樣的挫敗，「卻不能使夢鶴（案：即吳新榮）對民族愛、祖國愛有任何灰心」。[12]事件之後，他停止了社會運動，將滿腔的熱情化為文字，而於1929年進入新文學創作生涯的第一階段[13]，從此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將政治理念轉而以文學形成表現，可以想見留日時期吳新榮的作品必然成為傳達弱小民族爭取正義、自由、平等與尊嚴的載體，呈現了左翼文學寫實、批判的強烈色彩[14]，連吳新榮後來在整理自己東京時期的作品時也驚訝地道：「這些詩幾乎不全是戀愛詩，便是鬥爭之作」。[15]